认知书法

——吴福宝

      我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管辖下的丹徒县，七岁那年随母亲移居上海。我虽生在当时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，但酷好翰墨并非“世代书香、少受庭训”之类的缘故，毫不玄乎的倒是邻家一个大孩子煞是好看的一个捺的笔画，勾惹了我孩提时代舞文弄墨、临池不辍的冲动。

      我虽在书法上用功甚勤，却疏于笔耕，难以三言两语用文字表达的形式说清讲透学书的诸多感受，抑或上升为理论上的表述。我最早临习的范本是元人赵子昂的《妙严寺碑》，尽管我现在的作品中看不出学赵的痕迹。现今看来是合乎情理的举动，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，凭自身眼光选择碑帖是唯一途径，而择帖的依据是帖中字的好看与否，好看的则选之，不好看的则弃之。而赵字正符合我最初的审美心理。此后我对名人文徵明的书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其间文徵明的《北山移文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赤壁赋》等墨迹成了我日课的范本。可以这么说，学文徵明是学赵审美心理的延续。

      我就读的处所，是一个环境极佳的学校。即便是我们常说的文人雅集的所在也不过如此而已。当时学校就被列为上海市建筑文物保护单位。整所学校基本上看不到水泥地及钢结构的痕迹，无论教室或是走廊以至操场都古朴清幽到极致，满目皆是青石地，雕栏画栋随处可见，教室的门窗、立柱都为古典题材的木雕或石雕物件。可以想见在这样的环境中学子琅琅的读书声是多么让人神往的啊。我虽无“少受庭训”、“耳提面命”的幸运，读书、写字也单凭自身的兴趣而得到些许感悟，但细细想来，润物细无声的读书环境，却意外地给了我客观上的陶冶，朦胧的思古之幽情，隐隐约约给我以触动，习作中就因此多了几分幽古的气息。

      临帖于我来说是比较杂的，唐楷、北朝碑版、汉隶、二王经典、旭素大草、苏黄米蔡，以至明清诸家，都曾下过大功夫，尝过大滋味。当然这个“杂”是主指学书的全过程，就唐代诸家而言，除法度森严、用笔工稳平整的共性特质外，又多有不同处，各呈气象。我注意到唐楷重法度的一面，和稳定发达的大唐盛世状况有关，但更多的是文字发展使然。因我们的先民造字发展至唐代已达完善的状态，加上唐前诸代的书法演化进程的辅垫，唐楷重法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必然。人们大都以为法度即标准化、规范化，其实书法传统中的法度同标准化、规范化既多共性又多原则上的不同。我们可以想象一旦艺术被规范了，书法也就不成其为艺术了。北碑虽少唐人那种森严法度，却多几分法度不全的朴茂多姿，这也同样和当时的社会状况相关联，是文字发展处于尚未成熟过程中的必然反映。而正是其不成熟，客观上必然会呈现一个可开垦、可重塑、可想象的空间。鉴于上述感受，对唐楷法度的理解和实践，对北碑朴茂多姿的认识和感悟，是我身体力行的攻略。在实践中，我力求促使书法在两大领域或更大范围中的互动、互补、制约，这是我学书的立场和态度，而由此滋生出的远离规范而不失去法度的朴茂幽古的作品，是我潜心研究和刻意的追求。

      艺术的成功既需要宏观理想的确立，同时更需要具体入微的有效方法及勇猛精进的治学精神。我原本致力的草书创作已不常送书展，同道中人以为我变了招数，其实我只不过用草书原有的那种气息，进行不同构字形式的创作，以体悟在同一类气息下的不同表现而已，也可看作是拓宽字路的一个举措，这是我在微观认识基础上进入作品创作的一个具体手法。在我潜心书道的过程中，曾先后得到黄达聪、任政、林若瓢、赵冷月、宋季子等五位先生的亲授，受益良多，现今五位先生相继仙逝，回想他们对我的关爱、器重之情，仍历历在目，又恍如隔世，心情格外地沉重。

      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